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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月刊》丨安德鲁·索尔金:《1929年的教训

作者:小编    发布时间:2025-11-11 05:54:16

  查尔斯·米切尔大步走上华尔街55号的台阶,决意展现出他一贯的自信与笃定。这个下午令人心力交瘁。当他返回办公室时,他清楚全纽约的目光都聚焦在自己身上——从街头的交易员到他的私人秘书,每个人都在观察他的步态、审视他的神情,试图从每一次肌肉抽搐、每一道面部纹路、每一条皱纹中解读出深意。

  米切尔身着灰色三件套西装,挺胸抬头,穿过国民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带玻璃穹顶的中央大厅时,始终保持着微笑。这家银行拥有83英尺高的天花板,两扇实心青铜门守护着约300吨重的保险柜,是当时美国规模最大的银行。

  当时是1929年10月28日(周一)下午5点30分刚过。几小时前,股市以13%的惊人跌幅收盘。在经历了一周的持续下跌后,这是迄今为止最惨烈的一次暴跌。市中心渐暗的街道上,仍挤满了头戴软呢帽与平顶帽的焦虑经纪人、信差男孩与总机接线员,所有人都在议论纷纷,猜测这场的原因——股市为何下跌?明天还会跌多少?市场甚至还会开盘吗?

  米切尔走向办公室时,途经的出纳窗口映出他眼下疲惫的浮肿,以及略显凌乱的花白眉毛。他瘫坐在红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这间办公室的陈设尽显庄重,堪比18世纪政治家的书房:古木座椅、靠着米白色木镶板摆放的老爷钟,钟的两侧悬挂着乔治·华盛顿的肖像——画中华盛顿以坚定的意志引领新生的独立国家,而这正是米切尔一生试图效仿的品质。

  这位52岁、体格健硕的银行董事长,是个出了名的乐天派,媒体称他为“阳光查理”。整个下午,他都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参加紧急会议,思索如何稳定市场。对于米切尔这样一位自视“伟人”的人物而言,这本该是他完全能应对的时刻——他有经验、有地位、有钢铁般的意志,足以带领华尔街度过这段艰难时期。但此刻,他却感到暴露无遗、脆弱不堪。

  但他没时间顾及自己的情绪。他上楼与休·贝克会面,后者负责国民城市银行的股票交易部门。贝克身材高大、头顶光秃,目光锐利,他平静却略带隐晦地向米切尔解释,在米切尔参加美联储会议期间,银行发生了什么。

  米切尔擅长心算,瞬间就意识到问题的性质与规模。“这不可能,”他心想——银行根本没有足够现金支付这些股票的款项。他既愤怒又恐惧,自己毕生建立的一切,突然面临崩塌的巨大风险。

  1929年股市已过去近一个世纪,但它仍是现代史上最重大、且在很大程度上被误解的金融灾难。如今的公众或许对当时发生的事有模糊认知,但很少有人了解这场“大戏”中的关键人物、他们如何引发危机、为何没能预见危机,以及他们采取了哪些措施试图终结危机。更重要的是,人们也未能察觉那个时代与当下政治经济环境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

  20世纪20年代,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称得上是现代消费经济的诞生地——如今我们习以为常的消费模式,正是在那时萌芽。数百万美国人离开农场与小镇,前往大都市寻找高薪工作,为各类新奇便利的商品创造了市场。他们购买汽车、收音机、洗碗机——这些曾经没人觉得“必需”,却能让生活更轻松、更愉悦的产品。

  但最关键的“产品”,是让所有其他消费成为可能的信贷。“先消费,后付款”,这简直像一种魔法。

  1919年,通用汽车打破了美国人“不借个人贷款”的禁忌,开始提供汽车信贷销售服务。不久后,西尔斯罗巴克公司(Sears, Roebuck & Co.)为高价家电推出“分期付款计划”,后来又将该模式扩展到日常用品。看到这一文化转变后,银行开始为小型商户简化信贷流程。而在米切尔的引领下,华尔街更进一步——开始提供股票信贷,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保证金交易”。成千上万的美国中产阶级开设保证金账户,只需支付股票购买价的10%或20%,剩余部分均可借贷。当股市上涨时,收益仿佛是“白来的钱”。

  美国人不再需要为想买的东西存钱,借贷成了一种习惯,一种乐观的表达。只要对未来的信心不变,债务就能无限期地滚入未来。

  一些人变得极其富有。最富有的人积累的财富超过1亿美元,按如今的美元价值计算,相当于近20亿美元。美国大型企业的部分高管,年薪与奖金高达200万至300万美元,换算到现在,相当于3700万至5600万美元。

  财富随之带来了名气。那或许是美国第一个真正的“名人时代”——在大众传播与媒体推动下,人们追捧某些人物,不仅因为他们的才华或成就,更因为他们极高的曝光度。聚光灯下的不仅有艺术家、运动员,还有富豪。查理·卓别林、克拉拉·鲍、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等好莱坞明星,以及贝比·鲁斯、查尔斯·林德伯格等体育与航空界名人,仍占据着头版头条,但商人首次跻身这一行列。在那个“财富等同于才智”的时代,华尔街与实业界的巨头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1923年创刊的《时代》周刊、1917年创刊的《福布斯》杂志,都将金融家推上封面。他们的薪水被反复审视,他们的言论被奉为“圣经”。美国最富有的人群被塑造成“远见者”——在这个痴迷成功的国家里,他们是成功的象征。

  事后看来,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掩盖了一系列潜在失衡,美国社会出现了巨大分化。随着技术提升农业效率、减少对体力劳动的依赖,大量农场工人陷入经济困境,他们所在的城镇也随之衰败,加剧了城市富裕阶层与农村贫困阶层之间的鸿沟。华尔街像一个巨大的气球,漂浮在普通人之上,那些自我神化的领导者享受着特权领域的舒适生活。政府对此几乎视而不见,因为华盛顿盛行着极端的自由放任政策。卡尔文·柯立芝总统自豪地致力于减税,并将联邦政府规模与职能恢复到一战前水平。他坚信,美国民众能自行解决问题——而他当时极受欢迎。

  企业乐于“自行制定规则”。当美国钢铁、通用汽车等巨头实现市场垄断、赚取巨额利润时,富人阶层逐渐形成,在华尔街所在地纽约市尤为明显——这里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造富引擎。当哈莱姆区爵士乐盛行、桃乐丝·帕克在阿尔冈琴酒店主导文学圈时,股市为这座城市镀上了金色,特权阶层为自己的好运建造“圣殿”。如今我们所知的第五大道、公园大道、中央公园西路,大多是20世纪20年代的产物。曼哈顿开始“垂直生长”,人口激增至近700万——与前几十年不同,人口增长不仅来自经埃利斯岛涌入的移民,更来自美国其他地区的人口:他们离开内陆地区,被大城市生活的魅力吸引,许多人还怀揣着“一夜暴富”的梦想。

  在20世纪初之前,股市规模小且局限于本地,由内部人士主导。买卖股票的行为被上流社会视为“肮脏的勾当”,是赌徒与社会异类的“杰作”。大多数美国人对股市的日常波动一无所知。在他们生活的中小城镇里,大城市里的“金钱游戏”不过是遥远的传闻。

  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席卷全国,情况发生了改变。企业需要资金投资工厂、推广产品,纷纷涌向纽约证券交易所——那里的日交易量飙升,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各展所长。(不容忽视的是,这个领域几乎完全由男性主导:女性既不被允许进入交易大厅,也无权制定规则——她们是这场“大戏”的旁观者,无法主导剧情,只能扮演女主人、妻子或缪斯等配角。)

  到20世纪20年代,股市已成整个经济的“引擎室”——其运作机制被推到极限,热度飙升,像火焰吸引飞蛾一样,让美国人趋之若鹜。

  就在一个月前,查尔斯·米切尔还处于人生巅峰。他刚敲定收购谷物交易所银行(Corn Exchange Bank)的协议——这一大胆收购将使国民城市银行从美国最大银行跃升为世界最大银行,夺走伦敦的“金融中心”地位,助力纽约最终超越伦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这是在创造历史,是对旧秩序的颠覆,正是这样的壮举让米切尔成为“人中之王”。

  但为了促成这笔交易,米切尔对自家银行股票的走势下了一个巨大且冒险的赌注。谷物交易所银行的股东可选择两种方式兑换股份:每股获360美元现金,或兑换0.8股国民城市银行股票。从账面上看,兑换股票是更优选择——只要国民城市银行股价维持在450美元以上,0.8股的价值就超过360美元现金。交易达成时,该股股价稳站高位,报496美元/股。米切尔需要股价在未来一个月(交易预计完成期)内维持这一水平——因为事实上,国民城市银行没有足够现金支付所有股东,而这一关键细节,他一直秘而不宣。

  在相对稳定的市场中,这并无问题——大型上市公司回购自家股票是常事。但在快速下跌的市场中,这样做无异于“把钱扔进熔炉”。那个下午的混乱中,国民城市银行的买单被迅速成交,以至于银行都没统计清楚累计买入的数量。当交易员终于掌握情况时,国民城市银行已承诺买入7.1万股自家股票——远超其承受能力。

  他几乎没有好的选择。像国民城市银行这样的大型银行,为维持日常运营,必须不断用资产抵押贷款。但银行法禁止它们用自家股票作为抵押品。因此,这7.1万股股票(耗资约3200万美元)成了“累赘”,甚至可能拖垮整个银行。

  “如果我们试图用这些股票向其他银行借款,会非常难堪。”米切尔说。他很清楚,竞争对手会将任何此类举动视为“脆弱的信号”。在市场自由落体之际,做空者(押注股价下跌的交易员)已锁定目标,四处寻找漏洞。

  股市已濒临崩溃。交易量之大,超出了交易大厅人力系统的承载能力——就在前一个周四,股票行情机(ticker)播报股价的延迟达到4小时,是此前最长延迟时间的两倍多。

  这意味着,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上方悬挂的大型股价显示屏,已完全失真。在这样的环境下交易股票,就像一个赌徒在棒球比赛第8局下注时,看到的却是第3局之后就没更新过的记分牌,而周围所有人都在大喊大叫,对“哪支球队领先、领先多少分”各执一词。像国民城市银行股票这样的场外交易股票(私下买卖,不在交易所挂牌),价格延迟更严重——它们的走势与大盘挂钩,但无法实时更新,进一步加剧了延迟问题。对华尔街交易员而言,唯一谨慎的做法就是“卖出离场”——而他们正是这么做的。

  米切尔知道,若在如此疲软的市场中,哪怕试图抛售国民城市银行持有的一小部分股票,关于银行偿付能力的谣言也会立刻传开,进而可能引发无法阻止的恶性循环。若股价下跌过快,可能触发更大危机:“信心缺失可能引发挤兑。”米切尔对贝克说,脑海中浮现出储户在全国58家分行外排队的场景。

  谈话结束后,米切尔与贝克找到银行总裁戈登·伦奇勒,三人一同钻进米切尔的黑色劳斯莱斯轿车后座。车子穿过曼哈顿拥堵、污浊的街道,前往他们位于上东区的住所——终于能摆脱那些聚集在华尔街围观“惨状”的窥探目光,他们都松了口气。当员工们在办公桌前吃三明治当晚餐、连夜统计交易确认单、反复核对会计账簿(部分人因工作量太大,只能睡在办公室地板上,以便次日一早完成工作)时,国民城市银行的“核心团队”正前往中央公园东侧豪华住宅寻求庇护。

  在车里,他们回顾了当天的事件,展望了周二的市场前景。三人都清楚,市场反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问题在于,如何让国民城市银行避开“战火”。米切尔本人确信,若不采取果断措施,“股价将垂直暴跌”。他非常依赖贝克与伦奇勒的判断——两人和他一样,天生乐观。他做重大决策前,总会征求他们的意见。但在这一小时的车程中,两人都没能提出解决方案。他们唯一能达成共识的,是问题的严重性。

  米切尔一夜无眠,反复回想前一天的事,仍在拼命寻找解决方案。次日一早,他按惯例做了15分钟健身操——他称之为“热身训练”,这套动作通常能让他平静下来。“一个人无论多聪明、多有魅力,若不能日复一日保持积极心态,就无法登顶,更无法守住位置。”谈到健身习惯时,他总喜欢这么说。

  吃早餐时,米切尔总会浏览报纸——关于国民城市银行的消息有没有泄露?有人知道他的困境吗?《》头版标题写着“股市暴跌140亿美元,全国恐慌性抛售;银行家今日将救市”,《每日新闻》则以“股市损失100亿美元”为头条。这些对他而言都不是新闻。

  但在《每日新闻》第二版,他看到了自己的照片。过去,他喜欢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身影,但最近却不然——因为报道基调已从“积极正面”彻底转为“负面批判”:他成了华盛顿政客抨击华尔街的“靶子”。

  米切尔最激烈的批评者,是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卡特·格拉斯。格拉斯认为股市是“对美国繁荣的征税”,并指责银行家盲目向投机者提供信贷。他甚至为此创造了一个词:“米切尔主义”(Mitchellism)。

  米切尔与其他银行家早已制定好应对格拉斯这类人的策略——直接无视。在他们看来,华尔街的事与华盛顿无关。但1929年10月之后,这种立场将不再站得住脚。

  米切尔离开家,在第五大道与伦奇勒会面。当天天气阴沉寒冷,尽管米切尔雇了两名司机,在97街还有一个设备齐全的车库,但他常更喜欢步行。两人向南走去。在第五大道与65街交叉口,等待横穿中央公园的车流时,米切尔向朋友抛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为保护银行,米切尔说,他当天早上决定,将以个人名义借款1200万美元(这一数额是他净资产的好几倍),用这笔钱从银行买下国民城市银行股票。“必须做点什么。”他说。

  伦奇勒惊呆了,恳求他:“别这么做,别把自己置于这种境地,我们会想出其他办法的。”

  米切尔的提议不仅会让自己的财富陷入危机,还会危及家人的未来——若股价持续下跌,他将一败涂地,妻子伊丽莎白、两个孩子丽塔与克雷格也会受到牵连。

  这是一个风险。但还有另一个风险:若他的计划有任何成功的可能,就必须极度保密。若竞争对手发现,这家美国最大银行的董事长在“私人救市”,必将引发大乱。

  两人继续往前走,伦奇勒竭尽全力劝说米切尔放弃,但没有成功。后来,米切尔确实通过一系列秘密贷款,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银行。但这也成了他垮台的开端:他成了“的代言人”,被传唤到国会作证;后来,人们发现他与妻子进行虚假交易以逃税。他的被起诉与逮捕,最终为立法者提供了公众支持,促使1933年美国出台法律,拆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

  但这一切,都发生在1929年10月29日(周二)之后——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后来将这一天描述为“纽约股市史上最具破坏性的一天,或许也是全球市场史上最具破坏性的一天”。

  像20世纪20年代那样漫长且无间断的繁荣期,会催生集体幻觉。乐观成了一种毒品,或是一种宗教,亦或是两者的结合。在“内部消息”“独家交易”“绝妙推销说辞”“诱人口号”的推动下,人们失去了评估风险的能力,无法区分“好点子”与“坏点子”。

  在任何“狂热时期”,行业与政府的顶层人物,往往与普通人并无二致——他们有缺陷、自私、复杂。他们推动事件发展,有时果敢,有时盲目,往往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这就像“慢火煮青蛙”,直到一切失控。有些人在不知不觉中利用了这个时代;另一些人则自我合理化,说服自己是在“为更大的利益服务”。无论他们追求的是权力、认可,还是“战胜概率”的刺激感,他们几乎都不相信“最坏情况会发生”。

  债务几乎是所有重大金融危机背后唯一的共性线索。它是一种极具力量的乐观力量——若我们将未来视为机遇无限、财富不断增长的土地,为何不调动部分未来资源,用于当下?这正是债务的作用:将未来的财富“拉到”现在。

  当我们变得贪婪、借贷过多时,问题就会出现。没人确切知道“红线”在哪里,也没人知道“越线”后该如何应对。此时,恐慌成了自然反应——未来突然变得渺小而黑暗,再也没有足够的乐观情绪可供“支取”。

  我们都喜欢好故事,喜欢用简洁的方式解释世界运行的规律;我们都喜欢“轻松赚钱”。几个世纪以来,诱惑一直导致人类的愚蠢行为——无论是伊甸园里的蛇,还是加密货币、人工智能引发的市场狂热。每一次浪潮都诱使我们相信:我们已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这次不会再被愚弄。

  本文改编自安德鲁·罗斯·索尔金的《1929:华尔街历史上最大的——以及它如何摧毁一个国家》。安德鲁·罗斯·索尔金 (Andrew Ross Sorkin)是《》专栏作家、DealBook 特约编辑,也是《1929:华尔街历史上最严重的——以及它如何摧毁一个国家》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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